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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拥抱快乐的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专访

作者:陈阳 李姝 通讯员 孔绘 来源:大学生通讯社 发表日期:2013-03-25 浏览次数:

               

编者按:黄有光,澳籍华人,澳大利亚Monash大学教授、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以福利经济学研究著称,对“快乐”有着独到的见解,被誉为“快乐经济学家”,是国际知名的十大华裔学者之一。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经济问题、福利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综合微观、宏观与全面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教授共同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2012年元月,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采访中,黄有光教授严谨治学的态度和风趣优雅的谈吐,深深感染了我们。

 

问:您曾说,有信仰、有爱好的人要比没有这些的人快乐。能和我们谈谈您的爱好和信仰吗?我们还听说,您一天可大笑200多次?

 

答:我想每天不止200多次,还可能300、400次。(笑)

我从小学开始信仰共产主义,虽然后来思想从极左转到偏右,但我认为这个信仰也增加了我的快乐。通常所讲的信仰一般是宗教信仰,不过我认为,不一定要局限于宗教的信仰。如果把人生追求当做自己的信仰,也能够增加快乐。至于爱好,我喜欢陪夫人一起看电视剧,但大多数时间是看一些闲书,也写一些对联、诗词,做运动,打太极,和一些朋友谈天。

 

问:我们知道,您以研究福利经济学著称,那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研究福利经济学呢?

 

答:通常人们是说“福利经济学”,我更愿意把它称为“福祉经济学”。人们认为福利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福利开支方面,而我研究是人类福祉,也就是快乐。当然,福祉经济学就是我的快乐。从六岁起,我便认为快乐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在我读本科期间就对福祉经济学产生了研究兴趣,并在1978年写了第一篇关于福祉经济学的文章。虽然后来我也研究综观经济学,与杨小凯教授合作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及其他非经济学的研究,但是福祉经济学的研究从没有中断过。虽然我和其他经济学家在福祉经济学这方面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但是最终目的是增加人民的快乐,这点应该是共同的。

 

问:您曾说过,“福利经济学与理性的一致主要表现在人们的‘快乐程度’上”。可是,快乐在很大程度上是哲学范畴的东西,那么在您看来,快乐应该怎么衡量?又如何去衡量不同人之间的快乐程度呢?

 

答:我觉得快乐不只是一个哲学范畴的概念,而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概念,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概念。哲学、心理学、社会学都有研究快乐,我们经济学者也研究快乐,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我对于快乐的定义就是一种主观感受,包括所有物质和精神上的快乐。

 

关于快乐的衡量,现有的心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多数是直接去问人们对于自己快乐的评价。然而多数经济学者并不相信快乐的衡量是可靠的,因为经济学者不相信人们的口,他们只相信人们的钱包。(笑)我比较偏向于相信人们的主观感受,然而调查数据并不是完全理想,在比较和衡量方面还存在偏差,但也具有一定的可靠性。我曾在一次讲座上说,你可能认为你的快乐量只有6,我说我的有9,但是你的6可能更大,我的9可能更小,所以这种人际可比性不高。在我1996年写的一篇文章提出,可用最小的可感知的快乐为单位,得出人际可比的基础快乐衡量法来提高人际可比性。

 

问:大家知道,经济学家最伟大的工具也许就是效用最大化,其背后的根源在于“理性”,但您将快乐这一感性的概念应用于经济学理性的研究中,如何解释它的科学性呢?

 

答:当然,理性假设是经济学赖以建立的重要基础,经济学上的理性就是趋利避害,如何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问题。不过,近几十年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中经济学者认识到人们虽然在经济行为上有相当的理性,但也存在一些不完全理性的行为。获得诺贝尔奖的行为经济学家曾研究过关于非理性行为,所以经济学也有超越简单完全理性的假设。因此,不管人们是在理性情况下感到快乐,还是受到不完全理性行为影响下得到快乐,这些都不妨碍我们去研究人们是否得到快乐。或者说,从个人和社会层面上讲怎么得到快乐,这些研究不受到理性或者非理性的影响。同时,福祉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是共性的问题,对整个社会而言,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和经济学的理性从内在讲是一致的。

 

问:您为什么对公共支出、投资教育、环保事业等这么很看重?是因为这些支出的最终结果都是快乐即我们说的国民幸福指数吗?

 

答:从长期而言,是这样的。我认为,现在不止中国,全人类都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环保。如果现在人类,还继续破坏生态,使得生态不能支持生命,这便是最大的罪恶,比发动世界大战还要糟糕。我认为不仅是基础投资、教育投资等方面,任何事情的最终目的和整个国家的最终目的,就是全人类的快乐。终极而言,快乐才是有价值的。

 

问:我校党委书记田银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基于CGE模型的产业结构调整污染减排效应和政策研究》课题,您是重要的专家之一。这个课题的主要研究目的在于环保,这也是您一直提倡的,对于这一课题您如何评价?有哪些建议?

 

答:当天我在贵校参加课题研讨会时,湖南卫视的记者采访我对于项目的评价。我就说,田教授的课题组研究产业结构调整污染减排效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项目,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做这个项目的研究。我认为环保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破坏环境不但影响人们今后的福祉,也影响经济生产本身。对于知识的探讨我也是非常支持的,不用过于计较它的短期功利和短期效应,我们做科学研究的影响应该是长远的,并且我相信大多数科学知识水平的提高都会增加人们的快乐程度。

 

关于建议,我提点自己的看法。什么事情让市场去做,什么事应由政府来补充市场的缺陷,应该有清晰的思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依靠市场规律发挥作用解决很多问题。然而为什么节能减排需要政府来做?因为它具有外部性。从经济学来看,我们应该根据污染排放的外部性,考究其对于社会和将来的危害程度向其征税。如果我们很难估计污染的危害程度,那至少也应该根据污染的边际成本对其征税,这应该是有效的。除了征税之外,也还可以通过自由交易减排量来解决问题。比如两个工厂2012年减排量都是50%,然而甲工厂减排成本高,乙工厂减排成本低,通过自由交易减排量,甲工厂把一部分减排量卖给乙工厂,结果就是甲减排20%,乙减排80%,总体上完成了减排指标,还可以节省成本,提高减排效率,鱼和熊掌都可兼得。

 

问:您曾说过,“读书是我的第二大享受”,也曾建议“学经济学应该打出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读好的教科书。”您能不能给我们的科大学子提点专业学习方面的建议?或是传授一下您的方法?

 

答:是的,研究或读书是人生第二大快乐,这没有错。就好像《三国演义》我读了三次,每次都是手不释卷。当然,我的第一快乐,同学们应该猜得到。

 

我在求学的过程中看了很多课外书,包括其他的非经济学的。不过,对经济学本科学生,如果能够读得懂原著的话,我建议看几本书。第一本是二年级水平的,McCloskey的《Applied Theory of Price》;第二本是研究生水平的,H. Varian的《Microeconomic Analysis》;第三本是博士生水平的,Mas-Colell, M. Whinston, and J. Green的《Microeconomic Theory》。对微观经济学特别感兴趣的学生,建议把这三本读通,那你的微观经济学就比我还要好。

 

对于学经济的学生而言,我认为在大学生时代,尤其是读本科,主要是掌握基本经济学理论,如果你能超越传统,包括我讲的行为经济学,那更好。但无论你是要做理论研究还是做实践研究,将来都是要指导实践,对公众有启示。

 

问:当今社会对财富的追求是主流,把财富作为终极追求的也大有人在,青年中也不乏这种价值观。那您的“快乐经济学”对大学生来讲,有什么学习之处?您对在校大学生,对价值观与人生目标还在形成阶段的年轻人,有什么忠告或建议吗?

 

答:这种认为财富是最重要的,甚至是终极的想法,是本末倒置的。财富的价值是在于帮助你得到快乐。既然小康之后,更多的财富不能明显地增加快乐,那它就不是重要的了。我讲的四个F(faith,form,family,friends)对快乐更加重要,更应该强调。为了追求财富牺牲其他对快乐更加重要的东西,例如健康、道德、跟家人跟朋友的关系,甚至犯法去得到财富,是很不值得的。在具体做法上,就包括那四个F。要乐观,不要太斤斤计较;看的开,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太忧伤,要向前看;去做你喜欢的事,虽然钱就可能不那么多。(笑)

 

问:您来我们学校,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珍贵的学习机会。您对我们大家说几句话,作为赠言吧。

 

答:哦,临别赠言,“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这是王勃写的。(沉思数秒后)关于临别赠言,我想应该是:努力读书但不做书呆子;要快乐,但不要损人利己;乐观向上,力求上进,但不要太斤斤计较,太过分注重金钱方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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